在1949年9月，画家周令钊在天安门城楼下专注地观察一张毛泽东的照片，准备创作一幅巨大的领导者画像，迎接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。有人询问为何不直接放大照片，他并没有简单回答。照片只能捕捉某个瞬间，而画像则需承载国家象征与礼仪，这使得两者的要求截然不同。最终，毛泽东的画像在国庆日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，这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适应，也延续了公共建筑绘制肖像的传统。

城楼上的人物形象并非始终如一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原有的蒋介石画像被移走。7月的抗战纪念活动中，城楼上展示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形象，到了国庆日则确定使用毛泽东的画像。此后，画像也经历了多次更新，从短发到侧面，再到后来固定的正面形象，逐渐形成了家喻户晓的样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1949年首幅画像制作时间紧迫，画作下方曾一度保留了参考材料中的文字，之后工作人员经过修整优化了细节。绘制巨幅画作并非一次性完成，挂上城楼后还需经过远距离检验。由于天安门广场的开阔特性，放大的照片容易让人物显得僵硬，并放大光线与角度的问题，而绘画则能根据观看距离进行细节调整，确保在不同天气条件下仍保持清晰可见。

此外，画像还需承受风雨与日晒，因此画板的材质和颜料的配比至关重要。早期采用的拼接画板容易变形，而后改用的整块玻璃钢板则大大提高了稳定性。为确保效果，绘画者不可仅依赖近距离观察，而需退后数十米观察整体效果，并使用自然光判断颜色。

照片作为绘制的重要参考，曾有画家辛莽负责挑选，画家们并不只是简单复制而是会综合多个角度的照片进行创作，以保留人物特征并调整其适合公共场合的表情。王国栋和葛小光等画家均参与了这一系列的绘制工作，尽管结果有所不同，但均遵循着人物准确、神态庄重的基本原则。

在50年代，许多重要节日时，广场上亦曾挂有马克思、恩格斯等人物的画像。但1980年后，随着对个人崇拜宣传的要求逐步减少，天安门城楼长期保留毛泽东的画像，其他人物形象不再作为常设安排。

因此，天安门选择挂画像而非照片，并非因为技术滞后或缺少素材，而是由于礼仪、视觉效果、材料工艺以及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。对于这样的特殊建筑，画像所要解决的不仅是“形象是否相似”，更在于是否庄重、耐久以及适合整座广场的视觉效果。